第165章:无声处的惊雷 (第2/2页)
余学弟过誉了，我也只是偶有所感，一家之言罢了。”
林怀安也伸出手，与他轻轻一握。
余培军的手有些凉，但握得很有力。
“林学长太谦虚了。
您对时局、对中西制度的思考，远比许多只会空喊口号或死读经书的人深刻。”
余培军热切地说，随即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瞒学长，我对这些‘离经叛道’的东西感兴趣，常来这里找书看，有时看得头晕脑胀，也无人可讨论。
今日遇到学长，真是幸甚。”
“我也常来，以后可以多交流。”
林怀安对这位好学善思的学弟也颇有好感，“你刚才提到《物种起源》，可是对进化论有兴趣？”
余培军眼睛一亮：
“正是！严几道先生译的《天演论》，我读了多遍。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振聋发聩。
我常想，这道理放诸国家民族之间，不也是如此吗？
‘落后就要挨打’，此乃血淋淋之现实。
然则，何谓‘适’？
仅仅船坚炮利便是‘适’吗？
我看未必。
若无相应之制度、之民智、之精神，纵有坚船利炮，亦如沙上之塔，终难持久。
甲午之败，殷鉴不远。”
林怀安深以为然。
余培军虽年纪小，但看问题却能联系现实，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殊为难得。
两人就“适者生存”在文明竞争中的含义，又低声讨论起来。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谈到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谈到严复翻译时的良苦用心与时代局限。
余培军知识面颇广，不仅对西学新知有所涉猎，对传统典籍也有相当了解，时能引经据典，与林怀安的思考碰撞出不少火花。
“《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余培军推了推眼镜，认真道，“我华夏文明，能绵延数千载而不绝，正是因有‘变通’之智慧。
然近代之‘变’，多为外力所迫，被动挨打而后知变，代价惨重。
谌先生今日所言‘与其被别人逼着改变，不如主动去改变’，我深以为然。
这‘主动’，便需有自知之明与知彼之智，更需有壮士断腕之勇气，打破那些阻碍‘变通’的既得利益之网。
这何其难也！”
“确实艰难。”
林怀安叹了口气，想起父亲信中提及的官场倾轧、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沉疴用猛药，乱世需重典。’ 然这‘猛药’、‘重典’由谁来用？
如何用？
用之不当，反成祸乱。
这便又回到制度与人的问题了。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设计，也需合适的人来执行，需有相适应的土壤来培育。”
两人越谈越投机，浑然忘了时间。
从图书馆窗棂透入的光线，渐渐由清亮转为昏黄。
远处传来隐约的钟声，提醒着学生们晚餐时间将至。
“对了，林学长，”
余培军忽然想起什么，压低声音，神色变得有些神秘而兴奋，“你可知道，明天下午，学校请了周作人先生来做一个讲座？”
“周作人先生？”
林怀安一怔。
周作人是当今文坛赫赫有名的人物，与其兄鲁迅（周树人）先生齐名，但文章风格、思想主张颇不相同。
他提倡“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文章冲淡平和，富于哲理与趣味，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
他能来中法中学讲座，确是难得的机会。
“讲什么题目？”
“听说是‘新文学与旧传统’，” 余培军道，“周先生主张温和的改良，注重个体精神的自立与生活的艺术，对激烈的社会革命持保留态度。
他的观点，与乃兄鲁迅先生的犀利批判、与许多激进派的主张，都不太一样。
明日讲座，想必会很精彩，也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的交锋。”
他眼中闪过一丝期待的光芒。
林怀安点点头。
周氏兄弟，一文一武（在文坛上），一激进一温和，本身就代表着这个时代思想光谱的两端。
他们的分歧，何尝不是谌先生所言“激进与保守”矛盾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折射？
明日这讲座，确实值得一听。
“多谢余学弟告知，我明日定去聆听。” 林怀安道。
两人又聊了几句，见天色已晚，便各自收拾书本，起身离开图书馆。
走出那栋幽静的青砖平房，傍晚略带凉意的空气扑面而来，操场上还有学生在奔跑呼喝，远处食堂方向飘来饭菜的香气，混合着煤烟味，构成熟悉的校园黄昏景象。
“林学长，”
分别前，余培军忽然认真地对林怀安说，“今日与学长一席谈，获益良多。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肯读书、肯思考的人，不该只将想法闷在心里。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若能多些人一起讨论，互相启发，或许能看得更清，想得更明。
我认识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偶尔也会聚谈，学长若不嫌弃，改日可愿一起来坐坐？”
林怀安看着余培军诚挚的目光，心中微暖。
在这迷茫而纷扰的时代，能遇到思想上的同行者，是难得的慰藉。
他点了点头：“固所愿也，不敢请耳。有此类聚会，烦请学弟告知。”
“太好了！”
余培军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挥手作别，“那说定了，林学长，明日讲座见！”
看着余培军清瘦的背影消失在暮色渐浓的校园小径上，林怀安驻足片刻。
秋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几片早黄的叶子盘旋落下。
与余培军的这番交谈，像是沉闷午后的一道闪电，虽不激烈，却照亮了他心中某些朦胧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