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差距 (第2/2页)
　　
　　我迷惑地摇摇头。
　　
　　她告诉我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资本家荣......。”
　　
　　我大吃一惊，也很惊喜，原来他是个大人物。但是马上在心里画了一个问号，还有个惊叹号！荣医生怎么会是“愚蠢的”的呢？这么个大人物“高贵者”也来找荣医生看病！
　　
　　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犯嘀咕：为什么说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话，来侮辱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巨大贡献的人？奇怪的是那时，甚至他们自己的头目，都来找他看病，相信他的医术，可以治好他们的病。那么，又为什么要“最聪明”“最愚蠢”地批判荣医生？！
　　
　　可那时候是没有道理可说的，我这次回来很遗憾，没有看到荣珉，原来他们一家被赶去了另一个里弄；在空地上那个芦苇席搭建的工棚里……
　　
　　而就是在那个简陋的工棚里，荣医生还在为各种人物看病……
　　
　　（后记：改革开发后，荣医生回到了原来的家。他依然拼命努力工作与研究，在爱克斯光方面的贡献，世界有名。他在逝世前，他将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了医学院，设立了“荣......奖学金”）。
　　
　　在我回来后的第一个周日，小兰就来看我了。她与我闺蜜宛章是好朋友。我们三个小女生，在那段没有课上的“逍遥”时期，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
　　
　　她的妈妈高芝兰，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著名女高音，曾经是中国第一个举办女高音独唱音乐会的名人。小兰没有去插队，而是分在上海碳素厂，当了电焊工。
　　
　　她给我看她的手，有许多被电焊火焰灼伤后留下的疤痕。但是她没有消沉，她一直在用这双电焊工人的手弹钢琴。
　　
　　她拉我去她的家，让我坐在她家大三角钢琴旁边。听她弹奏那首著名的钢琴独奏曲“黄河大合唱”。
　　
　　我被她那流利激昂的琴声感动，被她演奏时激情澎拜的情绪感动，被“黄河大合唱”波涛汹涌、势不可挡的曲子感动……我听着听着，不由觉得，我的左邻右舍与革命先辈们一样，都是炎黄子孙的，最杰出的姣姣者！犹如那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行。
　　
　　不久，小兰就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演奏了那首动人心魄的曲子。
　　
　　宛章的妈妈也闻讯来看我了。她带来了一个消息，宛章的父亲陶教授，一个世界闻名的心脏内科专家，被调到北京去了，他要为大人物看病，是医疗小组的组长。他们一家都会搬去北京，就连在安徽插队的宛章，也会同时被上调到北京。
　　
　　我一点一点地体会出来，城里与乡下的真正不同------差距在哪儿了。
　　
　　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乡下人了，与他们相比，就是天壤之别。其实生活的艰辛，两个地方各有不同，而真正的差别，就在学习和事业的努力与拼搏上。我羞惭自己的一无是处，真是不比不知道呀！
　　
　　一个生在出色环境里的平凡人物，确实是非常辛苦的，我总是感觉自己被拉在最后面的那个尾巴尖上，需要怎么样的努力，才有可能追赶上去？
　　
　　我心里的那个读大学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我必须加倍努力。假使我没有读到大学，肯定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呀！
　　
　　（后记：我的这些童年朋友们，改革开放后不久，他们就全部去了国外。等我调回上海。已与自小在一起的好友们东西相隔了。）
　　
　　两个月的探亲，我一点没有浪费时间，收获了许许多多。而我的家人们却是吃辛吃苦，才把我回沪的事摆平了。
　　
　　终于，我提着大包小包，其实就是把爸妈给我的心血，都带回了大山里。我还带回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目标。
　　
　　回到学校，我发现居然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我的住处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谁，把我所有的东西，包括铺盖、铺板、书桌统统搬走，六平方里，什么也没有了！
　　
　　这时，余校长来了。
　　
　　他听说我回到库前，立马就赶过来。
　　
　　我们这儿，什么消息都是插翅而飞的。还好他“飞”过来了，不然，我无所适从，差点就瘫倒了。
　　
　　他对我解释说：“库前队对你很满意，说你住的地方太小，已经帮你搬到那个小楼的二楼去了。”他说着就递给我房门钥匙。
　　
　　我又惊又喜，赶快上楼去找。一间十二平米的房间里，我的东西都在那儿。
　　
　　这个房间才算像个样子，干净的木板墙，干净的地板，一扇大玻璃窗。屋外还有一圈阳台，以后晒衣服都有地方了。
　　
　　我东转一圈，西转一圈，心里是美滋滋的。可又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原来我一直在担心，他们怎么可以随便进出我的房间，搬我私人的东西呢？
　　
　　我来不及收拾，赶快先看看房门，好在这个门里面有插销，窗户也有插销。查看完了，我这才有了一点安全感。
　　
　　我先翻找出一块旧的包裹皮，做了一个简陋的窗帘，如此，才稍微定了定心，觉得新房间有了一点私密感。接下来，我开始收拾和整理起一房间的东西，还有上海带来的行李。
　　
　　在上海家里，我什么都想要，妈妈戏说我是个“强盗”，在路上，搬不动的时候，什么都想丢掉。可到了这里，又有了宽敞舒适的房间，我真是后悔，干什么不多带一点来呢，觉得东西太不够了，尤其是书。
　　
　　翌日，就是开学的第一天，我看到了学校新来的一个小老师，比我年轻好几岁，十六岁吧？周老师说他也是库前人，也是他裕字辈的叔伯兄弟，叫周裕斌。他仰山中学刚毕业，成绩很好，特别能干，所以队里准备培养他。他的任务是教三四五年级的数学。
　　
　　这学期，周裕南老师的班，也是复式班了，一年级和二年级并在一起。
　　
　　再一看，我的教室里也陡增了很多课桌椅，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往后都多出了好几排，原来空荡荡偌大的一个教室，现在已经差不多要排满了。余校长说他昨天赶过来，一是给我送钥匙，还有就是安排课桌椅来的，隔壁陡岭队的孩子们，全部转移到我们库前学校来上课了。
　　
　　余校长的班级，是五年级学生直接进入初中，成了完小的附设初一班。他说，下学期还有计划，要聘请一位教初中数学的老师。
　　
　　我们学校，虽然还是破旧不堪，可发展得真快！
　　
　　还好，我已经有了复式班的上课经验，再加上刚从上海回来，有的放矢的带回来许多知识，自己觉得信心满满，可以应对。
　　
　　果然，一节课上下来，很轻松。
　　
　　只是，我奇怪地发现，怎么没有见到小翠？学生点名单上也没有？
　　
　　周老师告诉我说，张连长的婆姨生了个男崽，在山里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不许小翠来上学了，要她帮忙带孩子。
　　
　　我心里又产生了失落感，想来想去，只有再去一次陂上。虽然一看见那个婆娘就别扭，但为了小翠，也要去会会她。
　　
　　回到房里，我翻出来一堆给石队长他们家的礼物，想了想，又多拿了一块“固本”肥皂。
　　
　　我在石队长家吃了晚饭，来不及与他们多聊聊上海的见闻，就去探望小翠了。
　　
　　很快，我又面对那个什么都沟通不了的“土拨鼠”了。
　　
　　小翠背着弟弟也在堂屋里。
　　
　　她又是吃惊又是尴尬地将我迎进来，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老师，你回来了？”
　　
　　“是的，你爸呢？”
　　
　　“他不在。”
　　
　　“好，那你别怕，帮我做翻译。”
　　
　　我先对那个女人客套几句，然后给了她那块肥皂。这使她很是开心，眉开眼笑地说这肥皂好使。
　　
　　趁着她高兴的时候，我就不客气地直说：“让小翠来读书吧，就算是个女孩子，也应该小学毕业。”
　　
　　我看她还在犹豫，又想到一个“杀手锏”：“以后你的崽俚仔不也要读书吗？姐姐有了文化，带弟弟不是更好？”
　　
　　这句话好像有点说进了她的心里，她同意了。但还要提个条件：小翠得带着弟弟上学，中间要回来送奶。好吧，先只好这样了。
　　
　　小翠送我出来，两眼都是激动的泪水。
　　
　　我又难以入睡了，想想人世间，竟然有这么不一样的命，上海与这里恍如隔世！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城乡的差距呀！
　　
　　第二天，小翠背着弟弟来上学了，还有彭莲香也背着弟弟。她们俩站在教室后面，一面摇晃着身子，哄着背后用布包着的弟弟，一面读书写字。我深深感叹，山里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读点书，真不容易。
　　
　　我慢慢发现，孩子们中有好几个佼佼者。特别是五年级，除了周裕文，又冒出来几个尖子。
　　
　　男同学李争胜，他有一张俊秀的脸，瘦瘦的身体像竹笋一样开始拔高。他写的小作文很通顺，有主题，没有错别字。然而，他有点内向，看见我，眼睛总是低低地扫一下，潜台词就是“老师，我是看见你的......”, 然后就急急地躲一边去了。
　　
　　我看到他那样，总是会心地微微一笑，因为我了解他。我也并不想赚他一个“老师好”的问候。他的这种见人会害羞的“老师躲”，我以前也一样呢。对这类孩子，就得学着他的样，也跟着笑一笑，算是打招呼。然后，再慢慢接近他。一旦熟悉了，互相建立了信任，这种类型的孩子，根子里是有很大的学习兴趣与潜力的，一旦引发出来，他们一定会有很出色的表现的。
　　
　　记得我读初一时候的班主任，是个老老师，她很注重旧时的礼仪，这一声“老师好”是她评判学生优劣的重要标准。有一次，我偶然撞到她与一群老师，我这个“老师躲”的孩子，一下子就闪在一边，害羞得低着头，没有打招呼。她气愤地在我学期结束后的成绩手册上，胡乱写一通，狠狠骂了我一顿。
　　
　　后来，特殊时期开始了，每个班都给班主任老师写“DZ报”，我们班也是，那张批她的“DZ报”下面，班上每个同学都签了字，只有我没有签。同学们劝我，她骂你，你也回骂她。我摇摇头，老师是我敬重的人，我不写。
　　
　　这张大字报贴出去后不久，有一天，我坐在教室里等着开会，她来了。她一眼看见我在教室里，就马上走了进来，坐在我前面，问长问短的，与我亲热地交谈了好一会儿。
　　
　　我知道，我的这个老师，终于读懂了一个“老师躲”的孩子的真正心理。
　　
　　这件事，在我当了老师后，也给了我许多的启示，我只要看到学生们，我常常主动与他们打招呼。我才不需要什么“师道尊严”，在与孩子们的亲近交往中，一种真正的信任关系，应该更加的重要。
　　
　　陡岭村新来的一个女孩子，道菊子，长得十分漂亮，身材苗条挺拔，秀气的眼睛，灵气逼人，头发与眼睛都有点黄黄的，活像是个外国人种的混血儿。我们学校的几个老师，都叫她“铁搭西施”（农村美女）。她的口才也很不错，回答问题一套一套的。
　　
　　我很是高兴，在自己的班里，一下子“人才济济”，把我和学生们教与学的情绪，都掀起了热潮。
　　
　　放学后，我们几个老师，会留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反而是余校长不在，他赶着回他在香坪自己的家了。据说是他的妻子有病，加三个孩子，没人照顾，只好他自己辛苦一点，天天一放学就赶回家。
　　
　　很喜欢拉家常的裕斌老师，常会在这个时候，告诉我许多关于库前村的趣闻。
　　
　　他说库前村有好几户南昌来的下放干部与居民，属那个陈家最有趣，总是去队里要粮食。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在长身体，常缺米缺菜。队里有点嫌他，说他种不出粮食却胃口那么大。他也不生气，说“人是铁，饭是钢”，“人怎么可以不吃饭呢！”他还说，他是有文化的人，与山里的老俵比，种田不行，但是有谁敢来与他比写字？他说他用脚划，都可以比得过当地人。
　　
　　然而，裕斌很自豪地说，库前村不是一般的穷乡僻壤，自古以来，从当地培养出的文化人还不少呢，有的考上了秀才，还有的出去大地方做了官。于是，那个老陈就被大家叫成“钢铁饭桶”了。
　　
　　我虽然跟着也笑一笑，但还是有点同情和理解这个南昌来的“饭桶”。因为，被下放的人，也只好做做蹉跎岁月里的“饭桶”呢。
　　
　　那天，批完作业，我刚回到房间，库前的两个女生米咪与姚洪就来了。她们觉得我回来已经第三天了，怎么没有去找她们，她们主动就来看看我了。
　　
　　不过，与她们在一起，我总是感觉不到，老乡遇老乡会两眼“泪汪汪”的那种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