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德先生与赛先生真的来了吗 (第2/2页)
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此非民主之精义乎？
《大学》言格物致知，《中庸》言尽物之性，程朱讲‘即物穷理’，此非科学之精神乎？
何以必弃我数千年文明之精髓，而尽用彼邦之学说？”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慷慨：
“再看现实。
自民国以来，议会选举，闹剧连连；总统更迭，如走马灯。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此乃德先生之果乎？
科学救国，喊了多年，国货依然不振，洋货充斥市廛。
飞机大炮，我造不如人；医药化工，我仰人鼻息。
此乃赛先生之效乎？
更遑论如今外患日亟，强寇侵凌，国家危如累卵。
此时高谈德先生、赛先生，岂非‘临渴掘井’，甚或‘画饼充饥’？
《增广贤文》有云：‘闲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
又云：‘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
学生以为，当此存亡绝续之秋，空谈主义，无补实际。
当务之急，乃在强兵、富国、安内，在统一政令，在凝聚人心，在效法德、意、日诸强国，行非常之策，集举国之力，方能抵御外侮，救亡图存！”
余章波这番话，引经据典，联系现实，听起来颇有几分气势。
他身边几个平日相好的同学，也微微点头，露出赞同的神色。
显然，这番话并非他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或许代表了他家中长辈或某些圈子的看法。
刘先生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
等余章波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依旧平静，却多了一种针锋相对的锐利：
“余同学熟读经史，关注时局，所言不无道理。
你能思考，能质疑，这本身，便是新文明运动所欲倡导之精神之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曾言：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话锋一转：
“然则，余同学之论，有几点，恕我不敢苟同。”
“第一，关于‘橘枳’之辩。
文化之交流融合，自古有之。
佛教自天竺传入，经千年而化为禅宗，成中华文化之一部分。
何也？
因其有益于我心性，补我不足。
今日之德先生、赛先生，亦是如此。
我中华固有民本思想，然‘民为贵’终究是君王施仁政之对象，非‘民作主’。
我固有格物之说，然多流于玄想，缺乏实证、逻辑之系统方法。
德先生、赛先生所代表之民主制度与科学精神，乃西方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数百载锤炼而成，其核心在于制度保障下之个人权利与自由，在于以实验、逻辑、怀疑为核心之理性方法。
此二者，正是我传统所或缺，亦是我积弱之重要内因。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何言‘尽弃’？实为‘再造’与‘新生’。”
“第二，关于现实之弊。
民国以来乱象，议会政治之失败，科学未能显大效，此诚为事实。
然余同学归咎于德先生、赛先生本身，岂非本末倒置？
恰是因德先生精神未真正扎根——权力未受有效制约，军阀凭武力而非民意行事；恰是因赛先生精神未成风尚——社会仍重八股、轻实学，官场仍讲人情、轻规则——方有今日之局。
此非德先生、赛先生之过，乃实行不力、阻力重重、旧势力盘根错节之过。
正如一剂良药，病人拒服，或服之太浅，反怪药石无灵，岂有是理？”
刘先生的目光变得深邃：
“至于言‘临渴掘井’，更是大谬。
国家之病，沉疴已久。
新文明运动诸贤，正是见微知著，早在‘渴’甚之前，便已呐喊‘掘井’。
今外患虽急，然若无民主以凝聚亿兆民心，无科学以夯实国力根基，纵有一时之强兵，能持久否？
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否？
日本维新，倡‘和魂洋才’，其‘洋才’便是科学、制度之学。
彼能学而强，我何以不能学而自强？
若因一时挫折，便疑之、弃之，甚至欲返古循旧，或效法德、意、日之军国专制，岂非饮鸩止渴，自绝于现代文明之大道？”
“《诗经》有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历数千年而不绝，正在于其有包容、消化、革新之伟力。
今日之新文明运动，引进德先生、赛先生，正是这‘维新’之努力，是古老文化在新时代寻求生机的艰难探索。
其路漫漫，其行艰难，或有曲折，或有反复，然其方向，光明所在，不可因噎废食，更不可倒行逆施！”
刘先生的话，如金石掷地，铿锵有力。
教室里静得能听到窗外槐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
余章波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还想再辩，嘴唇嚅动了几下，终究没再出声。
他或许不服，但刘先生立论严谨，驳斥有力，一时难以找到漏洞。
林怀安听得心驰神往。
刘先生的话，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民主与科学，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一种看待世界、改造社会的方法和价值观。
它与李石曾先生的“工业救国”、孙主任的“文明之战”，与左先生引导的独立思考，似乎隐隐构成了一幅更完整的图景：
一个现代的国家，既需要发达的经济和工业（赛先生的应用），也需要先进的制度和公民精神（德先生的体现），还需要有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国民（新文明运动的精神）。
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尊严地生存，能让温泉村那样的凋敝成为过去，能让东长安街上的刺刀和机枪永远消失。
“今日之争，亦是新文明运动以来思想界争论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