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55章 风吹水乡 (第1/2页)
　　
　　阿贝是在立秋后的第三天接到那封信的。
　　
　　信是养父莫老憨托镇上的教书先生写的，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一排喝醉了酒的蝌蚪。信里说，黄老虎的人又来过了，这回带着码头上的地契，说整片西塘码头从下个月起都姓黄了，谁要是不服，就去县衙告。养父在信的最后加了一句——“阿贝，你爹我没本事，连个码头都守不住。你在上海好好过，别惦记家里。”
　　
　　阿贝把信纸攥在手里，攥了很久，久到信纸边缘都被手心的汗洇湿了。她坐在绣坊后院那间只有半扇窗户的小屋里，窗外是上海弄堂里永不停歇的喧嚣——卖馄饨的梆子声、收旧货的吆喝声、隔壁印刷厂机器的哐当声，每一种声音都在提醒她，这里不是西塘。西塘没有这些声音。西塘只有橹声、水声、风吹芦苇的沙沙声，和养父在船头喊她吃饭的粗嗓门。
　　
　　她来上海快一年了。从最初连电车都不会坐、被人骗了三块大洋的乡下丫头，到如今能在绣坊独当一面、绣品卖出过五十块银元高价的“阿贝师傅”，这条路她走得比任何人都辛苦。但她从来没觉得苦——因为西塘的日子比这苦多了。她见过养父为了跟黄老虎争码头，被打断两根肋骨还咬着牙不出声的样子；见过养母把仅有的一碗稠粥倒进她碗里，自己喝米汤时还笑着说“我不饿”；见过西塘那些渔民在台风天冒着生命危险出船打鱼，只为了能多卖几个铜板。和那些人比起来，她在上海的苦不算什么。
　　
　　可是现在，连西塘的那一点点活路都要被人掐断了。
　　
　　阿贝把信折好，塞进枕头底下，站起来整了整衣襟。她今天穿的是自己缝的那件藕荷色盘扣衬衫，料子是上海绸缎庄里最便宜的那种，但她用绣线在领口和袖口绣了一小圈缠枝莲纹，看起来就不便宜了。这是她在上海学到的本事——把最普通的东西变成看起来值钱的东西。她觉得这个道理不只适用于衣服。
　　
　　她走到绣坊前厅，老板娘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看到她出来，头也不抬地说：“阿贝，明天那批货要赶出来，你今晚——”
　　
　　“老板娘，我想请几天假。”
　　
　　老板娘抬起头，算盘珠子啪嗒一声停了。她看着阿贝的脸，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放下手里的毛笔。“家里出事了？”
　　
　　“我爹被人欺负了。”
　　
　　老板娘沉默了一会儿。她开绣坊开了十几年，见过太多从乡下来上海讨生活的姑娘，大部分人来了就不想回去，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就把乡下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但阿贝不一样。阿贝每个月发了工钱，第一件事不是去买姑娘家喜欢的胭脂水粉，而是去邮局汇款，汇到那个她在地图上指了三次邮局职员才找到的小镇。剩下的钱，她连一碗加肉的面都舍不得吃。
　　
　　“去几天？”
　　
　　“不知道。把事办完就回来。”
　　
　　“你一个姑娘家，回去能办什么事？你爹是跟地头蛇争码头，你回去能打还是能闹？”
　　
　　阿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微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但眼睛里有一种老板娘从来没有在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眼里见过的东西——不是冲动，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压了很久、终于决定不再压着了的决绝。
　　
　　“我爹当年从码头上把我捡回来的时候，也没有问自己能不能养活我。”
　　
　　老板娘没有再说话。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阿贝这个月的工钱，提前结给了她。信封递过来的时候，她的手在阿贝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说了一句：“早点回来。你的绣架我给你留着。”
　　
　　阿贝接过信封，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回了后院。她没有什么行李好收拾的——两件换洗的衣裳，一双布鞋，养母给她缝的那个旧荷包，和那半块玉佩。她把玉佩从枕头下面翻出来，放在掌心里看了一会儿。玉佩温润如初，上面的纹路在穿过窗户的夕阳余晖里泛着幽幽的青色光泽，像一小块被凝固了的水。她不知道这半块玉佩的来历，养父说捡到她的时候玉佩就揣在她怀里，想来是亲生父母留给她的信物。但她没有时间去想亲生父母的事——养父养母给了她一条命，她现在要回去守着他们。
　　
　　从上海到西塘，火车转渡船，渡船转牛车，折腾了两天一夜。阿贝在第二天黄昏时分踏上了西塘码头的青石板台阶。码头上的一切和她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岸边泊着七八条乌篷船，船头的渔网晾成半圆形，在晚风里轻轻晃动。码头边那棵老樟树还在，树干上刻着的“黄”字比一年前更深了，旁边又多了几个新的，刀痕锋利，像是刚刚刻上去不久。那是黄老虎的人留下的记号——每一道刀痕，都意味着一户渔民被迫把船卖给了黄家。
　　
　　阿贝拎着包袱站在码头上，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带着西塘特有的腥甜气息。她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上海的空气里都是煤烟味和机器的油味，她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过这种干净得发甜的风了。
　　
　　“阿贝？那不是老憨家的阿贝吗？”码头边上正在收网的老陈头第一个认出了她，手里的渔网差点掉进水里，“丫头，你怎么回来了？”
　　
　　“我爹呢？”
　　
　　老陈头的脸色变了变，用手指了指码头西边那片低矮的棚屋区。“在家躺着。昨天黄老虎的人来拆棚子，你爹上去拦，被推了一下，腰闪了，起不来床。”
　　
　　阿贝没有再问。她拎着包袱快步穿过码头，沿途遇到的渔民都认出了她，有的朝她点头，有的低声议论，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写满了同一种东西——同情中带着一丝期待。他们不知道这个去了上海的小姑娘能做什么，但他们记得一件事：去年黄老虎的人来收“码头费”，老憨被打断两根肋骨躺在家里，是这个丫头一个人撑着船出去打了整整半个月的鱼，硬是把家里的日子撑了下来。那时候她才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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